这在某种程度为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线索。

超标天数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占超标天数的61.6%。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4.8%，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65.2%，其中重度污染天数比例为8.0%，无严重污染天数

第二个它没有针对有机物综合的收费标准，我们也得出台这样的标准，单价也不会低。增加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污费，将遏制喷漆等工艺的无组织排放，减少有害气体挥发和pm2.5的来源。记者：有可能会是全国最高的吗？王春林：肯定是最高的。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副处长郑再洪：我们目前已经公开了国控以上重点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下一步我们也会逐步把污染物排放数据的公开范围扩大，下一步希望继续公开到市(控源)，这样使得咱们整个社会一起参与。与此同时，今年北京还将出台汽车制造、汽车修理、餐饮油烟等七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力争明年实施，进一步加强工业减排的力度。

目前本市向社会公开污染监测数据的企业有9个，将扩大到上百个，市民可以通过网站查询监督。我们现在就是瞄准这个要求来制定标准。其实我也赞成数，可是不能跟这个天较劲，应该跟年日均浓度较劲。

杜少中：环境交易所是用市场的平台用经济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来促进、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特别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同时也实现社会效益。这样的空气质量还用监测数据吗?现在专盯PM2.5是不是瞎耽误工夫?这段话引发了网友的质疑。企业都是逐利的，有了经济效益的吸引，就有动力去减少自己的排放量。我们甚至决定一个工程的时候，一个缺水的城市要盖一个费水的项目，那这不是缺心眼儿吗?做这件事的同时也是在教育大家，现在大家都不考虑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环保的公众参与程度太不够。

问：企业交易后的佣金如何分配?杜少中：交易佣金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所收取交易额的千分之七点五，用来维持平台运行。你连饭都吃不上，还监测PM2.5?空气污染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PM2.5，它跟发展阶段相联系，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来源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来源一样不一样，我们全都盯着2.5?问：2011年后，在民间开始出现各种监测活动，比如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还有个团体叫达尔问人每天拍蓝天来表示对空气质量的关注。

这一大气领域的专业名词在2011年的秋季迅速为公众所知，裹挟着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愤懑情绪，那时也正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微博巴松狼王粉丝飙升的时刻。同时每年还要有减量，每年市场上的总量要减少，不能每年都这么多，从这个盘子放到那个盘子，那就起不到改善的作用。2011年至今，还是因为PM2.5，他又经历虚拟世界里的奥运危机，面对微博里动则上千人的质问、谩骂，他甚至发出敢问路在何方的感慨。问：环境质量和自己比还是有进步的，这个判断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杜少中：肯定是在改善，但每个阶段不一样，从1998年到2002年，这种改善是恢复性的，1998年开始，北京治理煤炉，取消了4.4万台柴炉大灶，治理了1.6万台燃煤锅炉，1998年134天的采暖季，二氧化硫超标天数106天，2008年只有9天。

愿意投入资金去研究节能减排技术。这个罚则还得确实罚到你的痛处，让违法的成本不能太低，守法的成本不能太高。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在决定一个工程，决定一项政策，决定一个事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对人们的观念转变影响是什么，这个观念转变对环境的影响是什么，是不是都考虑到了?我觉得这是公共参与，不是说搞点环保活动，大家上街，游行，骑车，绿色旅游，搞个绿色银行等公益活动就是参与环保了。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条：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就像病人高烧，只管看表换表不管退烧;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

奥运会期间我们承诺基本达标，奥运会期间实际上我们天天都达标，所以这是超额完成任务。这里确实有一个社会引导的问题，形成一种氛围，无疑是谁的权力更大一些，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因此我说环保很简单，就是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环保又很复杂，怎么复杂呢?要政府、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要努力搭建各种平台，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全社会都要有一种转变发展方式，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消费方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发展方式转变过来，而不是追求这种大家不需要的这种发展，而是追求一种对社会有持续性的推动作用的发展。

和CPI一起，PM2.5被收录入2012年7月刚刚上市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但是能做到吗?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理想是空想。

环境问题始终存在，只不过说我们的兴奋点，我们的身份，影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字面上理解环境交易就是把各种环境要素换算成钱，换算成价值，然后进行交易这里确实有一个社会引导的问题，形成一种氛围，无疑是谁的权力更大一些，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因此我说环保很简单，就是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环保又很复杂，怎么复杂呢?要政府、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要努力搭建各种平台，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全社会都要有一种转变发展方式，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消费方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发展方式转变过来，而不是追求这种大家不需要的这种发展，而是追求一种对社会有持续性的推动作用的发展。我们说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每一天，那也做不到，别说我们做不到，即使发达国家也做不到，因为大气污染既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当然自然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少，人为因素影响的天数比较多。GDP驱动的思维是傻子式发展问：说到环保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利益问题。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条：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就像病人高烧，只管看表换表不管退烧;看见小偷只喊包丢了不管抓贼。

问：对企业来说，碳排放交易现在是强制的吗?杜少中：一部分是半强制的，在北京一年碳排放达到一万吨以上的强制。奥运会期间我们承诺基本达标，奥运会期间实际上我们天天都达标，所以这是超额完成任务。

监测什么污染物，这跟国家地区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把PM10解决，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关注PM2.5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全都盯着2.5，谁都在讨论2.5。

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排放悬浮颗粒，不能喊着你们应该减排，而是我们应该减排。企业都是逐利的，有了经济效益的吸引，就有动力去减少自己的排放量。

但是能做到吗?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理想是空想。但实际上即便用肉眼看到的蓝天，也不是说排放就少，只是说气象条件好，显不出来。专盯PM2.5的结果就是谁有监测设备谁挣钱问：5月的一天，您在自己微博中发布了一组雨后满布泥点的汽车的照片，文字是昨晚一场雨，看看今儿的车。问：如何进行监管呢?会不会出现有的企业把不用的指标卖给了别人，结果自己却偷着排放。

我们把低碳发展说成智慧发展，相对于智慧发展，那纯追求GDP不就是傻子发展吗?一样可以投钱，一样可以投到合适的地方，用低碳的方式，一样可以GDP增长，让经济总量增长，只不过费劲点，比那个费脑子，还不能只受任期的左右，五年一个任期，六年的事儿我就不能干，其实就是私利，所以说环境问题的解决，先要治理，治环境先要治心，环境坏了，是因为很多人的心坏了。你连饭都吃不上，还监测PM2.5?空气污染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PM2.5，它跟发展阶段相联系，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来源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来源一样不一样，我们全都盯着2.5?问：2011年后，在民间开始出现各种监测活动，比如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还有个团体叫达尔问人每天拍蓝天来表示对空气质量的关注。

国务院支持了60个亿专门治理大气污染，空气质量合格率从27.4%提高到了2002年的55%。朱镕基总理曾说过，我们从环境当中攫取一，应当还给环境三到四，不管你是生产还是消费，反正你从环境当中拿来的好处，还得还给它，我觉得我们既要关注生产方式，也要关注生活方式。

这个罚则还得确实罚到你的痛处，让违法的成本不能太低，守法的成本不能太高。监测和公布PM2.5，那得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事儿既然是一个严肃的事儿，也得有国家标准，按照标准公布，而不是谁想怎么公布就怎么公布。

这其中有些是必须牺牲的，比如奢侈浪费的习惯，放弃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你不能一个人开一辆车，甚至不能天天开车。这也要求我们的制度要进行总量控制，把所有的资源配额放到市场来，不能有的企业花钱买，有的企业政府直接分。如果我们还是GDP驱动的思维，总是害怕那些污染企业受损失，那肯定就不行。大家都用这种观点转变发展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这才有可能转变。

这么多年，无论是哪种身份都做着与环保有关的工作，您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有哪些变化?杜少中：在环保局工作前我在首钢工作，大家调侃我的经历说是先污染后治理，然后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环境的问题。每年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由于气象条件不利，所以显现的特别明显。

我认为用什么消费方式非常关键，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生产方式，比如说土豪的消费，车也得开好，高档衣服天天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奢侈，空气质量条件肯定不可能改善。这一大气领域的专业名词在2011年的秋季迅速为公众所知，裹挟着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愤懑情绪，那时也正是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的微博巴松狼王粉丝飙升的时刻。

问：环境质量和自己比还是有进步的，这个判断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杜少中：肯定是在改善，但每个阶段不一样，从1998年到2002年，这种改善是恢复性的，1998年开始，北京治理煤炉，取消了4.4万台柴炉大灶，治理了1.6万台燃煤锅炉，1998年134天的采暖季，二氧化硫超标天数106天，2008年只有9天。如果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甚至要对战争负责，我在微博上说美国的领导人是最不讲环保的，因为他发动哪一场战争都没做过环评。